《跨文化对话》是以丛书的方式出版的不定期学术期刊，目前所出的是第一期，由中法两国学者联合创办，中方是以乐黛云教授为首的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和以钱林森教授为首的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法方是以AlainlePichon为首的法国跨文化研究院，每期丛书以中文和法文在中法两国同时出版。几年前北京大学出版社曾出过一本比较文化文集《独角兽与龙——寻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误读》，可以视为这个丛书的先导。
关于此丛书的缘起与宗旨，中法学者在本期丛书中各有一篇卷头语，谈得比较清楚。乐黛云教授在卷首语中说：“所谓‘志同道合’者是指一批中国和欧洲学者，他们大抵不赞成在‘全球意识’的掩盖下，实现所谓世界文化的‘相互同化、融合、一体化’，认为这些说法多半是某种中心论的变种。只有承认和保护文化差异的存在，各个文化体系之间才有可能相互吸取、借鉴，并在相互参照中进一步发现和发展自己。”法国学者LePichon（此兄在《独角兽与龙》中被译为勒·比雄，在此书中变为李比雄，不知是否是由于对话的深入，认同了汉族的姓氏）在卷首语《封闭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中也有相似的表述。李比雄说西方人自以为掌握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化尺度，见不到其他文化的存在，而自己的文化似乎又走到了尽头。所以对于西方人而言，对话的意义在于走出自我封闭，以他者的角度来审视自身，重新了解自己。“因此我们处于一场革命的前夕，这场革命将在全球文明来临之际挖掘出到目前为止西方人尚一无所知的潜力——那些非西方的文化。”
乐黛云教授说：“两种文化的接触最便捷的方式是直接对话。”我对此颇有疑问。中国、美洲以及非洲与西方的文化接触更多地是在血雨腥风的背景之中进行的，与“文化冲突论”者的观点倒是比较协调。本期意大利学者恩贝托·埃柯在《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与共存》中列举了文化之间相遇的各种可能性，为“征服——包括教化和毁灭”、“掠夺”和“交流”。交流被放到了第三位。手持毛瑟枪的西班牙人在面对玛雅人的时候，与其对话，不如将玛雅文化视为魔鬼的创造，一毁了之来得轻松；自诩天朝大国的中国历代皇朝，面对周边的四夷和越海而来的红毛夷，也不会有对话的念头。对他们而言，征服是比对话更简单、更直接因而更容易采用的方式。当然，一个民族征服另一个民族常常不是由于更加文化，而是因为更加野蛮。在两个民族强弱悬殊冲突剧烈的时候，弱的一方提出对话在强者看来不免有投降或者施缓兵计的嫌疑，而强的一方提出对话在弱者看来总是教化之意，假惺惺的。我们今天能坐下来进行《跨文化对话》，是因为整个世界以非对话的方式发展到今天的局面而不得不进行对话了。即使到了今天，在对话的大环境中，也难免有对抗。甚至本丛书，也有对抗的意味在内。这是在文化之经济、技术以及传播中处于弱势的中国和法国（或者西方）联合起来，与处于强势的美国的对抗。
不能不谈到技术。技术是改变人类生存状态的最直接力量。有史以来，人类的生存方式已经被技术刷新了多次，终于把地球变成了一个村子，说着不同语言、从前可以老死不相往来的人们现在必须挤在一个村子里讨生活，不得不跨文化对话了。然而技术并不是一种超文化的东西，它本身就是某种文化的产物，技术的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该种文化的全球化。总体而言，现代技术之所根植的科学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具体而言，现今拥有技术优势的则是美国。所以在有些人看来，全球化无非是将其它文化像磁盘一样统统格式化为美国文化，不必理会磁盘里原先有什么文件，是什么格式，当然也没有什么必要对话。面对挟技术之利而来的文化，“弱小”文化若想可持续发展，的确应该联合起来。这也是开展对话的一个动力。
对话的前提是对话各方都有对话的心态和对话的诚意。对话的心态来自于文化的自觉和自信，知道自己绝非至善至美，也相信自己并非一无是处。否则，对于外来文化，不是鄙视为“洋鬼子”，就是仰视为“洋大人”，那便绝无对话的可能。对外来文化该有发自内心的尊重，且有不卑不亢的心态，才可能有对话的诚意。至于对话的资格，该是对自己的要求，促使自己了解对方，提高自己。如用来衡量对方，则要小心，被自己的一叶标准障目，便不能见“弱小”文化的好处。即使文明久远，文化博大，对于“弱小”也应怀有敬意，不能动不动就想把人家格式化。如老子所说：“圣人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而强弱也是因标准而异的。最近听杜维明先生一个讲座，他说印度是一个文化大国，所以有必要向印度学习，也颇让我诧异了几秒钟才转过来脑筋。
当双方都有对话的诚意，且准备对话的时候，便会遇到一个问题——从何说起？所以乐黛云教授的卷首语叫做《寻找对话的话语》，“对话的首要条件是要有双方都能理解和接受、可以达成沟通的话语。”对此，乐黛云教授提出要有一个中介，“这个中介可以充分表达双方的独创和特色，并足以突破双方的旧体系，为双方提供新的立足点来重新观察自己，为‘更新’和‘重建’构成前提和可能，”“这个中介或许就是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所以，在本期第一个栏目就是“未来十年中国和欧洲最关切的问题讨论”，讨论了文化冲突和对话、生物学伦理、网络与人类未来等问题。这个问题中介是否能承担起被赋予的重任，要随着对话的深入、丛书的进一步出版才能看到。
本期丛书已经有相当浓郁的对话气氛，但也有一些文章属于自说自话，自说自话还不能算是自我介绍。今年《读书》第11期有费孝通先生文《从反思到文化自觉和交流》，也谈到跨文化的交流问题。他说：“跨文化交流的基础，就是得从认识自己开始。”如果能用对方能听懂的话语把自己介绍得清楚、明白，大概也需要对自己和对方都有较深的了解。一条河鱼只有游到海里，尝到海的咸，再游回河里，才能感到河的淡。文化对话不仅使我们了解到别样一种文化，也能使我们获得一个新的视角，了解我们自己。
对话的目的不是消灭差异。从物理学的角度说，没有差异，意味着熵最大，就不会有能量与信息的流动，世界便成了一滩荒漠，一潭死水。差异不仅是生命丰富多样的前提，也是生命存在的前提。文化亦然。本期汤一介先生《文化的多元共处——“和而不同”价值资源》借用孔子的话论述了这一观念。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为多元，“同”为一元。汤先生所引《国语·郑语》史伯的一段话：“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或可视为熵增加原理的文化表述。（但愿不会有人藉此论证中国古圣发现了熵增加原理。）费孝通先生在70岁生日时曾提出四句话，有异曲同工之妙，费先生用来作为自己文章的结尾，我把他借来做这篇文章的结尾。但先要说明，“大同”非“同”。费先生曰：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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